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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简称“浔”，浔，即浔阳。

浔阳文化，是以"政治地理"来命名的地域文化，涵盖"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三个方面。其表现为“山水浔阳”"历史浔阳”"文化浔阳”三要素。

作为江西省辖设区市，今天九江的行政范围包括其所辖市县区山的地域空间。浔阳文化即是发生在这个空间维度中的历史人文现象。

山水浔阳
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历史都发生于特定的空间。马克思把自然条件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这是各种文明之间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山水地理是浔阳最重要的自然基础，是浔阳文化产生、发展、形成的客观条件。

山，即指庐山，它是天地造化的结果。庐山属于一座中等型山脉，能够让人游憩、驻足、生活，为“人文圣山”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水，即指长江、鄱阳湖。大江贯穿东西，鄱阳湖接纳五河，使九江成为“三江之口"通衢之地”。密布的水网，为文化的交流畅通了渠道。

因此，山与水即是浔阳文化的外部条件，又是浔阳文化成因的自然基础。

历史浔阳
秦王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550年的纷争历史，国家开始转入郡县治天下的阶段。秦朝时把今天的九江划入”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春)的版图之列。统一后的秦王朝只走过了15年，取而代之的是刘邦的西汉政权。高祖刘邦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采取郡国并行的管理体制。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纯粹行政意义的"郡县"政权体系由此拉开大幕，九江城池史也由此开始。

1、浔阳一名的流转变化
浔阳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浔是“寻”的延续)。刘邦夺取天下后，于庐江郡下设置寻阳县，豫章郡下设置柴桑县。汉初的诸侯封国，是刘邦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久他就开始了剪灭异姓王的斗争。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加强对近百个郡国的控制，在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豫章、庐江、九江、会稽、丹阳及六安国同隶属于扬州。

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为了加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割扬州、荆州十个郡设置江州，江西地区从此不再隶属于别州，成为单独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

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设置寻阳郡，九江作为设区市行政单位由此开始。

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11年)改用三点水的“浔”，沿用至今。

历史上两次以“寻(浔)阳”名县，一次名郡，连续使用800年之久。

2、浔阳文化的代表性意义
九江，历史上有过柴桑、浔阳、德化、江州等多个城名称谓，但浔阳一名使用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也是最能代表九江地域文化的品牌符号。

文化浔阳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活动的总和。九江因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地缘优势，自秦汉以来，特别是江州寻阳郡的设立，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长江文化、赣鄱文化的集结地和交汇点。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文化现象、都与这里相关联，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浔阳文化。浔阳文化内容涵盖军事、宗教、隐逸、书院、码头、近代文化等多个方面，范围包含当今九江市所辖市、县、区、山的地域。

1、军事文化
当江右要冲，处三江之口的浔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诱发战争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对资源的争夺，再是争夺对天下的统治权。

从九江地区已调查发掘的商周遗址情况分析，中原人长途跋涉、南下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为铜矿资源而来，历年来滨江一带出土的箭镞、生活用具等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朝末年，项羽与刘邦为争夺天下统治权，大打出手。刘邦派大将军灌婴率军驻扎湓口(今浔阳区)，于是就演义出了“灌婴筑城”“浪井”祥瑞的历史故事。六朝三百多年，是浔阳最不平静的历史时期，发生在这里的大小战事举不胜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孙(权)刘(备)柴桑结盟抗曹和陶、温、庾寻阳结盟平叛苏峻、祖约。

东汉末年，孙权以柴桑(今九江)为大本营，在此让鲁肃与刘备派来的诸葛亮会盟，商议联合抗曹大计，后在鲁肃、周瑜的游说下，孙权更加坚定了联合刘抗曹的决心，并以鄱阳湖、甘棠湖为操场，训练水兵。相传甘棠湖中的烟水亭，鄱阳湖畔的星子樵楼就是当年周瑜操练水军的点将台旧址。赤壁大战结束了秦汉以来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一次把一个完整的国家推向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到了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 苏峻拒绝征调，于是就联合祖约，举兵反晋，向首都建康(南京)进攻。时任江州剌史的温峤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表达对朝廷的忠诚，决定迅速调集军队去保卫京城。朝臣庾亮得知后，为了稳定大局，防止时任荆州刺史的陶侃(陶渊明曾祖父)乘虚而入，就给温峤写了一封信。历史上就把这封信叫做《报温峤书》。信的内容大致是:“吾忧西陲过于历阳(庾 亮对陶侃的忧虑胜过对苏峻的忧虑)，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意思是叫温峤镇守原防地，不要越过雷池而东。这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典故的由来。

东晋后，寻阳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是拱卫京城建康的重要屏障，庾亮在临终前上表朝廷建议把江州治所从武昌(鄂州)迁至寻阳，其用意即在于此。今天的九江仍留有“庾亮楼"“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等遗迹。

九江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地方，元末明清时期，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太平军与湘军争夺九江城，这里仿佛成了兵家的演武场。

元朝末年，军阀混战，陈友谅定都江州，称汉王。朱元璋利用红巾军的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发展成反元武装中的一支劲旅。相传朱、陈在鄱阳湖上大战了十八年，最终战胜了陈友谅，奠定了建立明王朝的基础。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 正月，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明”。布衣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身着龙袍，落座龙椅，好不自在。然而，在"血统”观念的封建历史舞台上，朱元璋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一样，要给自己的“天子”身份找一个令天下臣民信服的理由，于是，就有了“周癫仙"告太平”“老爷庙的故事”等神话传说和庐山"御亭碑"的建立。朱元璋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假戏真唱的统治效果，给世人一个交代。

历史风云，变幻无常，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以“天国"的旗号，直击已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1856年后，固守九江的太平军将士在守将林启荣的指挥下与围攻九江的清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九江保卫战，壮烈之举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今天的九江城内仍留有一段百米城墙和一扇城门，即是那段悲壮历史的见证。

2、宗教文化
浔阳的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并存，和谐交融的特点。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三世纪，庐山的寺院，道观一度多达500处，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近现代以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及派别在庐山及其浔阳城乡设堂诵经，传教布道， 是长江中下游，赣、鄂、皖地区的中心。

高僧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创立了中国化佛教的净土宗，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趋势”。九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再造之地。慧远不仅在东林寺讲经说法三十余年，使庐山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还与宗炳等“十八贤”结成"白莲社”。是佛教僧侣与本土士大夫阶层良性互动的典型事件。

庐山也是中国道教圣地。道家列庐山为第八小洞天，称"仙灵咏真之天”，列庐山虎溪山为第四十七福地。

三国时，道士董奉在庐山隐居。因医术精湛，为人治病，不索钱财，只要求病愈者栽杏5株。然后，以杏易谷，周济贫民，传为"杏林佳话”。

南朝时期，陆修静在庐山建太虚观(简寂观)，研经传道长达7年，编撰藏道经1200卷，奠定了日后"道藏”的基础。道教自此从粗鄙陋俗的巫觋方术，发展成为具有哲理、神谱、礼仪、方法等完整体系的宗教。而简寂观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庐山道教最重要的宫观和最大的道场，是南天师最著名的道观。

唐代，"神仙”吕洞宾，遍游庐山寺观，留下了大量诗作遗迹，相传庐山“仙人洞"是吕洞宾修炼登仙之处，市区烟水亭内还嵌有一块吕洞宾手书的“九转丹成"寿"字碑。

宋代，庐山道教更加兴盛。太平宫是当时庐山最大的道观，被誉为道教"咏真第八洞天”。点点滴滴中都可以看出九江不仅是他们施法修炼的地方，更是他们开宗立派的乐土。

近代浔庐，波诡云谲。“洋教"伴着“不平等条约”在九江抢滩登陆。他们按照各自的主张和需要，在九江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用“洋教"特有的“三结合"形式，传播"上帝"的"福音”。浔庐地域成了多教相容的典型地区与传统文化、近代文化的转型地和变奏场。

3、隐逸文化“

天 下无道则隐， 天下有道则至”。 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一贯秉持的思想精神，也是他们生命的情结。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然而，现实却往往差强人意，于是“隐逸"成了古代读书人回避现实的代名词。

从周朝时的“野隐”到魏晋时代的"归隐田园”是隐逸文化发展的必然。在"竹林七贤”思想影响下，陶渊明开创了归隐田园的先河。隐逸地和隐逸文化是隐士生活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物质，后者是精神。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隐逸地”，为隐士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基础。

陶渊明是九江本土第一个文化名人，也是魏晋之后中国隐逸文化代表性人物。他愤世嫉俗，挂印归隐，欲寻他心目中的一方净土--桃花源!一篇《桃花源记》，引发了后世无限遐想，其实他暗喻的是“们门阀士族”与“布衣耕读”的两种生命观。陶渊明与慧远、谢灵运等，在庐山脚下开启了一个田园山水诗、山水画的时代，后世文人追捧效仿，绵延不绝。

4、书院文化
中国早期的书院既非官办，亦非私有，而是一些读书人切磋论道的相聚场所。随着科举取仕的到来，公私书院应运而生。

唐代德安的"东佳书堂"是九江最早的私家书院，而公办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则是中国最著名的书院。他"代表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简言之，儒学从先秦时的社会学转入汉代的政治学(经学)，再到两宋时期的理学(宋学)，白鹿洞书院是其重要的节点地。

在习业之风甚盛的唐末五代之季，九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镇，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中有如此崇高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朱子杏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中国书院乃至儒家教育的纲领。起到了“标本"作用。

中国书院自唐宋肇始，至近世结束，走过了千年历史，在“科举取仕"的时代，它给封建朝廷输送了大批人才，其历史意义是不可小视的。

5、码头文化
滨江临湖，“野水多于地，人烟半在船”这是九江地理、人文的真实写照。“码头” 即是这个特殊时空的结合点。

作为水陆交通，人货转运的连接点，码头由原始本能功能拓展到精神层面，继而成为一种文化，是九江城市文化的特殊现象。由于码头这一枢纽和支点，这里成了长江中下游商贸、物流和经济中心及承接八方文化的聚集点。传统与时尚，保守与进取，重义与钻营在这里都能够找到鲜活的例证:一方面， 作为身处江湖要津的九江人有着包容兼备，豁达开放，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其代表性人物如陶渊明、江万里、黄庭坚、“陈门五杰”、蔡公时、许德珩等典型先达。

南唐以后，九江遭受过三次历史大劫难，在城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九江人临危不惧，同守军道坚守城池、 保卫家园， 体现出的是浓浓的家园情怀。1998年， 世纪大水席卷九江，长江九江大提4、5号闸口被肆虐的洪水撕开了长江九江大提4、5号闸口被肆虐的洪小例开了一道宽60米的大决口，英勇的九江人民同人民军队一道，为保家园，抢堵决口并封堵成功，谱写了一曲世纪赞歌，铸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为九江城市精神的确立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笔。

另一方面，作为码头城市，伴随而行的急功近利，短视行为，小富即安，盲目乐观，过客心理等不良"码头意识”也产生其间，但它不应该是码头文化的主流。二千多年的九江城池史亦或是一部亲水、吃水、治水的历史。

6、近代文化
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年间，学界将其称作‘近代史”，亦或叫做"革命史”。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把九江划入列强的势力范围。九江被迫成为中国内陆城市中首批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九江英租界"，“庐山租借地”的形成是必然的产物。一时间，“洋人”“洋教“洋货"充斥着九江城乡，在外力不断驱使下，九江在不自觉中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转型，成为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内陆城市中最早的中西文化"试验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牯岭，代表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大趋势”。现存于庐山的数百栋风格各异的万国建筑博览群是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开埠后的九江，五味杂陈，热闹非凡。西方列国在九江传教布道， 兴办学校、医院，设立洋行，进行经济、文化活动。作为中国十个“租界城市”之一的九江，租界的建设对九江城市建设起到了一些示范作用;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以及报纸杂志等影响着九江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九江文化的多元融合发展。

辛亥革命，九江最早响应；继武汉之后九江率先收回英租界;八一南昌起义九江策划;第一面军旗修水诞生；马当沉船阻日寇；万家岭大捷；百万雄师渡长江等等。这些重大历史节点，无不彰显出九江城市精神，它已深深地融入浔阳文化的血脉之中，激励着九江人民不断前行。

作者简介：

汪建策，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1981年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曾任九江市博物馆馆长、江西省考古学会常委理事、江西师大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导，文博三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南方古代墓葬文化、江西地方史。

主要成果:

1、专著《烟笼浔庐--近代九江风云录》、《物语一一九江历 史文物解读》、《九江记忆——近代城市变迁的过去与今生》(合作) 等八本。

2、论文:《水与中国南方民族》、《南迁的唐三彩》、《天完政权铜印的研究》等30余篇。

3、主持、策展、撰写大中型陈展20多个，其中“九派云横——九江历史文化陈列”获2013年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

4、(2019~2021)九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组成员。

5、2007年、 2008年、2014年分别获选九江市"优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双百:双千"领军人才。

6、九江市首批"文化名家工作室”获得者。